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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拓展 张成,CEFC国际中心见习助理研究员,青年研究者。  2016年06月15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练就了一身“硬功夫”,许多企业已成长为世界级企业。其中,中国华信、联想集团、华为技术和吉利汽车等7家中国民营企业先后成功跻身《财富》世界500强行列。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也将中国民营企业的目光引向了整个世界——它们通过业务拓展、战略投资或财务投资等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在紧随“一带一路”战略、挑战行业巨头的商业霸权、追求企业的永续经营中树立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品牌形象。

 

一、民营企业海外拓展的主要方式

民营企业的背后是私人资本,私人资本天然地关注资本回报。表面上看,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业务拓展和投资是其经营者基于企业成本收益分析作出的利己抉择,但是在有意或无意间,其海外活动或创造巨额外汇收入,或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或树立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品牌形象。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拓展主要有下述两种方式:

其一,通过出口贸易,拓展海外市场。这也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活动最原始的形式之一。浙江义乌的民营企业在其当地经济活动中尤为活跃,其加工制造企业将五花八门、价廉物美的小商品行销世界各地,将义乌打造成世界小商品贸易的核心市场,仅2014年一年,义乌实现出口创汇237.1亿美元。然而“义乌模式”只是中国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输出,产品毛利率较低,缺乏核心竞争力,出口业务又极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影响。在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资源环境日趋承压的宏观背景下,这样的发展模式将难以持续。华为、联想等诸多民营科技企业的海外业务拓展则是以搭建国际技术平台、整合品牌资源为基础实现的,其成功有赖于卓越的研发成果和正确的市场战略。华为作为一家典型的以研发为导向的企业,2014年的研发投入达到408亿元,占到其年度总支出的14.2%,成为全球研发投入占比最高的科技企业。通信基础设施的市场曾被思科(CISCO)等国际巨头垄断,华为的研发成果打破了这些企业的技术垄断。不仅如此,它又在正确的市场战略指导下,率先发掘发展中国家的通信基础设施市场,以价格、技术和服务的全面优势快速填补发展中国家通信基础设施市场的大片空白,稳步击破全球市场既有的寡头格局,在全球通信基础设施市场中树立“中国标杆”。华为可谓中国一批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缩影和典范,以其在科技创新上的投入和成果创造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了中国民营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定价能力和品牌形象,也是对中国建设“制造业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战略的积极响应。

其二,通过财务和战略投资拓展海外市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企业的持续发展也让民营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财务投资和战略投资已成为其在海外活动的重要形式。财务投资以获取股权增值和红利回报为目的,更加关注被投资企业的业绩表现和财务状况,而战略投资则要求投资人更加注重战略布局效果。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赴海外战略布局的关注点已不再局限于自身企业利益,而是致力于将企业利益和国家战略相结合。中国华信就是一家典型的紧随“一带一路”战略的民营企业。中国华信深耕能源行业十余载,通过对海外企业的战略投资和收购,获取油气行业重要的上下游资源和股权、权益,搭建油气资源利用“全产业链”的技术和市场平台。近些年来,中国华信通过其在海内外的平台公司和项目公司,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乍得等国家的上下游油气企业连续签订了战略投资和收购要约。在产业链的前向整合方面,中国华信与中东、中亚等多个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总额超过500亿美元的石油与天然气长约合同,还通过投资入股方式获得了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贝加尔项目3个油气区块和乍得3个油气区块的全部或部分开采权和收益权。中国华信的业务不局限于海外原油和天然气收购,还投资了油气储运、贸易和分销企业,通过后向整合打通产业链的全部环节,以实现对油气产业更强的布局,如中国华信投资了哈萨克斯坦Petroleum LLP(简称“PLM”)50%的合伙份额及其相应权益、DOSTYK GASTERMINAL LLP40%合伙人份额及增资项目以及欧洲主要燃油分销商之一的Dyneff公司51%的股权。

通过对前述项目公司优质资产进行股权投资的方式,中国华信布局于油气战略资源,并依托这些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搭建能源开采、运输、冶炼和销售完整产业链,从而打通资源产地到消费市场的通道,并减少生产、运输和供应环节的不确定因素。同时,中国华信还将金融服务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二条主线,依托控股的捷克J&T金融集团,在捷克设立了欧洲总部和金融银行业务总部,投资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一系列项目,成为在捷克投资金额最大的中国企业。中国华信在捷克布局金融平台,不仅为自身融资提供便利,通过自有银行降低海外投资合作伴随的经济及法律风险,更重要的是充当国际投行角色,为国内企业提供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帮助更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到海外拓展市场。以中国华信、华为技术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民营企业在业务发展过程中,自发顺应“一带一路”战略,势必会获得来自各个层面的认同和支持。

 

二、民营企业海外拓展的动因分析

近些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拓展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分别从2006年的9690.7亿美元和176.3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22765.7亿美元和1072亿美元。同一时期,非国有企业在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的占比更是从19%逐年攀升至46.4%。中国民营企业 的海外拓展能够呈现出这样的势头,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的动因:

第一,改革开放给非公经济带来的活力。中国民营企业能够进行海外拓展,离不开民营企业自身经营水平和业务能力的大发展,而民营企业实力的增强,得益于改革开放为民营企业提供的历史性机遇。改革开放以来,在公有制经济活力不断增强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使他们拥有了进行海外拓展的实力。

第二,中国政府为经贸合作开展的外交工作。“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中国政府的经贸外交工作为中国民营企业进行海外拓展搭建了广阔的舞台。迄今,中国已与10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在促进贸易往来方面,中国已与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瑞士等国家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东盟成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并正在积极推进全面经济伙伴关(RECP)的谈判进程。近几年“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的确立更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将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合作带向更高的水平。

第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机遇。最近几年,中国的一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如电解铝产业、钢铁产业等,一些企业的经营出现困难,而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却需要这些行业的产能。产能要素的跨境流动缓慢,造成了产能在全球空间分布上出现了错配。在此背景下,中国民营企业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对产能的空间分布进行“再平衡”,则有助于提高全球经济运行的效率。国际产能合作亦将使中国民营企业受惠,尤其是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过剩的产能和积压的库存占用了这些民营企业的过多资源,给它们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考验。出清闲置产能后,这些企业方能够腾出资源,探索迎合市场需要的新商业模式。中国经济也将受益于国际产能合作,利用国际产能合作的机遇,中国企业将推动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促使中国迈向产业链的中高端。

 

三、民营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主要风险

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道路绝非一帆风顺,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不论是战略投资、财务投资还是拓展市场,也不论是前往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拓展业务,都会遇到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风险。

首先,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市场本身的经济、金融风险。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运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国际原油价格经历了两次幅度超过80%的断崖式下跌;国际铜价自2011年以来的跌幅也已超过60%;而反映全球贸易枯荣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更是从超过10000点跌至不足300点。世界经济的低迷制约了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业务拓展,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将中国民营企业暴露在市场信用风险之下。同时,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拓展还面临包括利率、汇率等诸多因素在内的复杂金融局势。去年夏季以来中国证券市场的非正常波动和“8·11汇改”后人民币的币值波动均对中国企业的资金实力和资金链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如果企业缺乏充沛的现金流、足够便利的跨境资金流通渠道以及规避金融风险工具,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业务无疑将暴露在巨大的经济、金融风险之下。

其次,某些东道国政府也对中国民营企业构成了经营受限的风险。尽管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拓展得到了许多东道国的认同和支持,但是仍然有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名义遏制中国企业合乎法律的海外拓展行为,而这一阻碍力量的背后不仅是贸易保护的思想,也是东西方长期以来的文化、法律和意识形态的隔阂。一些西方国家习惯于对中国民营企业做“有罪推定”,预设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拓展受到中国政府的“指使”,因而对其投资感到无谓的担忧和恐慌,人为造成了中国民营企业和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摩擦。2012年10月,中国三一重工集团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这一事件让中国民营企业海外拓展中受到的阻碍和与东道国的冲突进入更多人的视野。2010年,三一集团的关联公司罗尔斯(Ralls)公司收购了美国俄勒冈州的风电项目,并取得了该项目建设的审批许可,然而CFIUS却于2012年8月签发临时禁令,要求罗尔斯公司立即停止风电项目,理由是这一项目“附近”有美国海军一个投弹靶场,这一项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这项临时禁令于该年9月经奥巴马签署后正式生效。该禁令意味着三一集团此前在该项目上的所有投资都“打了水漂” [1]。无独有偶,华为的通信基础设施也曾在美国遭到“封杀”。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曾多次对华为和中兴等中国科技企业发起“337调查”,指控中国企业侵犯美国企业专利[2],并进一步指出这些通信设备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曾公开表示对使用华为设备安全性的“担忧”。促使美国有关部门作出这一判断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华为被怀疑有中国军方背景,因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是转业军人。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战略投资和收购领域因意识形态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有增无减。中国企业投资、收购飞利浦、仙童半导体等公司的要约都在美国监管机构的施压下被驳回。

最后,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拓展还面临东道国当地的其他政治不确定性风险和法律风险。如果对东道国当地的法律不甚熟悉,事先也没有完整地了解其法律的特殊要求,可能会因为在无意中触及法律“雷区”而受到来自当地监管部门的严厉处罚。政治局势不稳定所带来的政权动荡也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扩拓展提出了巨大挑战,尤其是对一些前往政治局势不稳定区域进行投资或开展业务的资源类和基础设施建设类企业,这些区域往往是市场的“蓝海”,同时也暗含巨大风险,如“阿拉伯之春”等事件使得中国企业投资损失颇多。当下“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掀起了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新高潮,中国企业纷纷积极响应国家战略。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其经济、政治发展情况和法律体制差异较为显著,个别国家甚至处于动荡和变局之中,未来发展还存在不确定性,在这些国家开展业务,不仅有可能难以获得预期收益,甚至还有可能蒙受重大本金损失。

 

四、民营企业海外拓展的几点对策建议

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拓展过程中面临多样、复杂的挑战,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有必要凝心聚力,形成合力,落实更多有效措施,推动更多的中国民营企业进行海外拓展。

首先,民营企业在拓展海外业务或对外投资之前,应当事先做好当地政治环境和监管政策的评估和预警,并与东道国当地政府和民众增进了解,建立互信,最终实现合作共赢。值得重视的是,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而独到的作用。以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为例,其已成功举办了“亚太论坛”、“中美能源二轨对话”等系列大型学术交流活动,以民间外交方式建立了良好的政商关系,并与联合国(UN)共同设立“UN-CEFC能源可持续发展资大奖”,提升了中国民族品牌在国际市场中的辨识度和认可度,逐步打消了相关东道国的顾虑。同时,国家应继续在鼓励和扶持企业、商会和智库等各方面为“出海”的中国民营企业提供指导和协助。例如,中安特卫公共安全培训中心发布的《境外公共安全风险地图》和配套的境外公共安全风险手册,为海外拓展的所有中资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公共安全资讯和相关服务[3]

其次,企业在海外拓展遭受不公正待遇之时,要以合法方式,勇于并善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三一集团的胜诉是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维权的标志性案件,具有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示范和指导意义。为了让中国企业在国际争端中能够据理力争、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尽快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国际法人才队伍,勇于并善于在世界各地维护中方利益。

最后,国家应鼓励和扶持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合作。考虑到中国民营企业“出海”有大量资金需求,而在经济“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相对较低,并不是很愿意将资金借贷给中小型民营企业,中小型民营企业不得不寻求其他融资渠道,被迫承担过高的融资成本。如能将金融工具、资本和产业结合起来,拓宽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的融资渠道,则可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如可以根据企业的规模、业务等进行分层管理,由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为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海外拓展提供授信支持,并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国民营企业以发行海外债券或赴海外上市等方式进行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除此之外,人民币和外汇跨境流通的便利性和对冲金融风险工具的可得性也亟待进一步提升。国家有必要进一步鼓励和扶持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为企业界提供资金链支持,提升已开展海外业务的中国企业投融资能力,深化发展跨境金融,如中国华信在捷克通过控股J&T金融集团,发挥国际投行功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资金融通等配套服务,就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成功案例。

 

张成,CEFC国际中心见习助理研究员,青年研究者。



[1] 具体请参阅《中国三一集团起诉奥巴马在美国巡回上诉法院获胜》,

中国新闻网,2014年7月16日,

《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案达成全面和解》,中国法院网,2015年11月5日,编者注。

[2]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华为等企业发起“337调查”》,新华网,2012年8月23日, 。

[3] 具体请参阅中安特卫公共安全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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